· 2026-06-22 11:08:32

李后强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）

01引言——缘起与存疑

近期在成都邛崃市邛窑博物馆调研时，我们注意到一件出土于邛崃龙兴寺遗址的宋代琉璃猴脊兽。该文物面部刻画生动，极具猴王神韵，引发了关于“孙悟空造型”及原型起源的遐想。

但在目前公开的考古报告和专业期刊中，尚无“邛崃邛窑出土宋代孙悟空彩色瓷塑”的正式记录。邛窑十方堂遗址虽出土过大量生动的小瓷俑、玩具猴等，但若要将某件器物确认为“猴面人身、持棒取经的孙悟空造型”，必须跨越三道严谨的学术门槛——明确的宋代出土层位、清晰的猴行者辨识特征，以及经同行评议的发表材料。在缺乏这些硬性证据之前，任何定论都只能停留在猜想的层面。

02四川——早期取经图像的重要中转站

即便抛开这件文物的具体定性，四川地区在“猴行者”形象演变史上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。真正让学界震动的，是泸州泸县延福寺（北宋政和年间，约1114—1118年）的一组石刻。一匹驮经白马旁，立着一位猴面人身、翻领胡服、双手持物的造像，这被学者梅林定名为“玄奘取经图”，是迄今纪年最明确的携猴取经像之一。几乎在同一时期，大足北山（约1119—1125年）也出现了类似题材的石刻。

这意味着，川渝地区在两宋之际，不仅是取经图像的“消费大户”，更是将“猴行者”从西北路线引入南方并本土化的关键中转站。邛崃作为宋代川西重要的民间手工业重镇，其生产的猴形瓷塑（无论是否为脊兽）恰好能与泸县、大足的石刻走廊形成互补，共同勾勒出宋代巴蜀地区取经叙事繁荣的图景。

03溯源——“出土在四川”≠“原型出自四川”

这是最容易陷入的地域认知误区。从文化传播史来看，猴面取经者的形象大概率是“从北向南、从西向东”扩散的。玄奘取经故事的民间化路径大致是——长安讲经（唐）→ 西北俗讲/变文（甘、凉）→ 敦煌壁画（西夏）→ 陕北石窟（金代）→ 川渝石刻（北宋末）→ 宋元话本/杂剧 → 明代小说。泸县延福寺的取经石刻本身就带有受延安地区同类图像影响的印记。因此，故事进入四川的时间早于在四川扎根的时间，种子并非四川自产。

鲁迅那句"孙悟空原型是无支祁"——说的是那个被大禹用铁链锁在淮河龟山（一说在安徽、河南交界）下的猿猴水怪。关键点是：无支祁的地理锚点在淮水流域，不在四川。不过，四川确实有自己古老的猿猴崇拜层——岷山、邛崃山一带自古多猕猴，道教传统中猿猴修仙（如《抱朴子》"猿八百岁化为猨"的谱系）、夔州峡江的水猿传说、乃至五代前蜀王建墓前的石猴遗存，都能构成"四川本土猴神信仰"的旁证。但这些是"猴神信仰的土壤"，不是"孙悟空的文学原型"。一个是民俗地基，一个是文学大厦。四川还有汉代画像石中的白猿传说，但也非《西游记》孙悟空的直接“原型”。

所以，宋代四川的猴形文物（包括可能存在的邛窑瓷塑）能证明的是：宋代巴蜀民间市场已广泛流通“猴行者”这一视觉符号；四川是取经图像最活跃的产区和中转站之一。但它们不能证明孙悟空的原型诞生于四川。

04价值——从宗教圣殿走向世俗生活

如果我们以假设的方式去审视这件宋代猴形脊兽，它的真正学术价值何在？

首先是填补媒介空白。目前川渝的取经图像多集中于石窟石刻，而邛窑的瓷塑能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世俗日用层。这意味着取经叙事已从高高在上的宗教空间，下沉到了老百姓的炕头与案几，成为一种可供把玩的日常消费品。

其次是重塑文化地理坐标。邛窑的产品通过南河水系汇入长江，远销外地。如果这类猴行者瓷塑确为批量生产，说明宋代四川不仅是取经图像的“接收站”，更是向外辐射的“批发站”。南宋的巴蜀，极有可能是取经叙事演化的一级发酵池。

05结语——别急着给孙悟空上“四川户口”

回到最初的设问：邛崃发现宋代猴形脊兽，能否说明孙悟空原型起源于四川？

目前没有严谨的学术答案。文学原型往往是多层叠压的复杂产物（融合了上古猿怪基因、外来叙事渗透、唐代俗讲胚芽及宋元艺人捏合），没有一个单一的地理“出生证”。

但这件文物提醒我们，宋代四川，尤其是川渝的石窟带和邛窑等手工业重镇，无疑是猴行者形象从宗教符号演变为大众流行文化的关键场域。孙悟空身上或许没有多少“四川血统”，但他在走向亿万百姓家的漫漫征途上，一定在四川歇过脚、在邛崃喝过酒，甚至可能烧过一窑充满人间烟火的釉彩。这比单纯争论“原产地”显然更具深远的文化意味。